香港曾是創科沙漠，生物科技更是冷門。不過，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流後，盧毓琳就當開荒牛默默耕耘，今日生物科技已成為投資樂土。這位年過七旬的「香港生物科技之父」沒有功成身退，反而強調要借這股東風盡快茁壯成長。他透露正積極推動香港成立第三間醫學院，並游說政府設立「港版FDA」。明知荊棘滿途，但笑說一向秉持的理念是：「唔理你做唔做，總之我會照做！」

撰文：幸瑜 本刊特約記者、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

盧毓琳早在12歲由內地來港，因家境清貧，白天要在紗廠打工，收工到夜校寒窗苦讀。「聽說祖父輩是讀書人，出過進士秀才，母親是廣州著名女校畢業。」

1969年，他考入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化學系，母親向親友借了一千二百加元送兒子浸鹹水。本來志向是當醫生，惟當年非公民無法讀醫，遂選擇自小感興趣的應用化學，畢業後於加拿大劍橋紀念醫院工作，曾任該院臨床化學主任，「每間大醫院都有實驗室，我是整個實驗室的負責人，好威水架!」

因緣際會下，他轉行做銷售生物材料和儀器的工作，埋下了八十年代回流發展的伏筆，並成為本地生物科技界「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」。九十年代，他北上開拓市場，打通兩地的「任督二脈」，1994年出任港英政府工業署及科技發展局的生物科技委員會主席，組織科技精英拜會國家科委、中科院等領導。

早闖神州 洞悉先機

被問到如何洞悉先機？「人類愈來愈注重健康，愈來愈長壽，以前是醫生叫，才會檢查；現在自己主動做身體檢查，所以這行業一定大把前途，我只是順應潮流。」

他是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創會會長，也是香港生物科技協會名譽創會主席，曾任中國預防疾控中心顧問，2008年榮膺「世界傑出華人獎」，2019年獲得「伯里克利國際獎」，成為獎項自1986年創立以來的首位港人。

他見證了數十年來中港創科發展的變遷。「1986年，內地創科研發經費只佔GDP的0.05%，2000年增長到0.5%，成長10倍，現在接近3%；反觀香港，上屆政府投放千億，希望把創科研發經費增加到佔GDP的1.5%，可惜仍未到1%，就算現屆政府再投放1000億，也不到1.5%。」他分析指，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，合理水平約3%，相信仍需10年努力。

「問題不是出自港府，看看其他地方政府與企業的投入，內地七成五科研經費來自企業，但我們超過九成來自政府。」他強調政策上必須鼓勵企業投入科研，減輕公共財政負擔，「就算大藥廠來港設立辦公室，目前只會做銷售，而非R&D。香港科研人才匱乏是原因之一，即使大學擁有足夠的基礎研究專利，但要轉化、落地是兩碼子的事，正如有能力織一塊布，也不代表造到成衣。」

為協助解決人才荒，今年9月科大將開辦生物科技理學碩士研究生課程，內容包括藥品開發、生化分析、遺傳學、基因重組技術、生物工程、商業運作及管理等，冀能升級本土製造，惟十年樹木、百年樹人，培養人才非一朝一夕。

因此他透露，自己正推動香港成立第三間研究型的醫學院。「現在是最好的時間，目標是5年後香港科技大學成立醫學院，定位是做培訓和研究，80%研究，20%行醫，這樣才能培育到生物科技人才，也不會同中大、港大現存的醫學院架床疊屋。」盧毓琳現時是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特別顧問。

生物科技是國家級任務，去年公布的「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」也着墨不少，他不太擔心本地吸引不到人才：「有錢就有人才，去年政府投入的1000億中，很多給予生物科技，再看科學園坐擁大約200間生物科技公司……假以時日，大家意識到這一行的前景，家長和學生的想法也會改變，不再只會選擇做醫生、律師。」

採國際標準 助國家發展

香港發展生物科的另一軟肋是缺乏健全的審批機制，「如果在香港的藥廠有研發成果，本地也沒有類似FDA（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）或NMPA（中國國家藥監局）的部門審批，結果還是要拿回歐美，那怎能吸引他們過來？」

中國「十四五」規劃《綱要》明確提出，推動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融合創新，加快發展生物醫藥、生物育種、生物材料、生物能源等產業，國家藥監局已在澳門設立辦公室，惟盧毓琳不認同香港要複製同一模式：「內地發展神速，今日已有65類創新藥註冊，部分連美國也沒有，可是內地的檢測數據要得到國際認可仍來日方長。香港要採用國際標準，與國際數據互認，體現出「一國兩制」的優勢，藉『倒逼機制』推動內地改革。」

香港作為金融中心，可以善用這一優勢，加快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。港交所2018年首次允許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（18A），盧毓琳是幕後推手之一，如今本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。

錢到位，仍要講策略，他笑言：「大分子、小分子、抗癌症已經開到荼蘼，我們要比國家超前，引導重大項目，現在潮流是幹細胞，我們要跟得上。」

「跟國策搵食，儼然站在風口上的豬，自然會飛。」很多不懂生物科技的傳統產業資本家，也開始垂涎這一投資機遇。

談到生物科技產業給人「投資大、風險高」的固有印象，盧毓琳這一投資老手不以為然。「這一行業是knowledge based，我不似坊間風投般採取漁翁撒網的策略，我有一個基金之前投資了9個項目，3年後已經淨賺，回報率是3倍，命中率幾乎是百分百……唔識就覺得風險高，識就風險可控！」

他列出選擇投資生物科技的三大致勝方程式，首先，所選公司是行業開拓者，有力改寫遊戲規則；其次，創辦人已經成功過無數次，知道如何游到岸；第三，有大藥廠曾投資過很多次，一般是20億元以上才會考慮。

「生物科技公司研發一般需時15年，中間經過不同環節，以康臣藥業（01681）為例，我們在臨床階段前已經止賺離場，不會等到最後的100倍回報。」他補充道。

盧毓琳承認，因回本期長，許多大藥廠不做研發，見到好的公司便會出手收歸旗下，要在禾稈尋珍珠，必須眼光如炬，除了基本知識，更重要是看人。

「20年前，我已經認識科興(生物技術和疫苗生產公司)老闆，當時公司只值10萬人民幣，現在市值900億人民幣，當年見到他連實驗室都沒有，只能在鐵皮屋內做實驗，由於見到他勤力及有熱誠，遂為他找到100萬人民幣資金，後來北大也注資7000萬人民幣，才能發展到今時今日。」

非理性投資 容易損手

世上沒有長勝將軍，他承認也曾在投資上損手爛腳，「只要是非理性投資，99%會失敗收場，例如試過投資死黨老婆在上海的家具舖，結果一日執笠，慘輸200萬。」

大約11年前，他與友人在東莞打造全國首個室內養魚場，結果1億血本無歸，「目標是每日出產2000至3000條，奈何人類始終無法與大自然搏鬥，魚需要成長空間，一旦把牠們放在『徙置區』，只會互相殘殺，哈哈！」

盧毓琳見慣風浪，如今一笑置之，「怪只怪自己無做功課，也印證感情用事的投資，必敗無疑！」他提醒投資者時刻要保持頭腦清醒，要贏人先要贏自己，「全世界只有中國，仍能找到非理性投資者，聽過有人說，睇相佬叫他投資生物科技，他便拿錢出來」。

全球股市的風險胃納降低，生物科技企業市值大幅蒸發，他反認為未必是壞事，「泡沫來自非理性投資，這樣反而可以去蕪存菁」。

談到中美角力對全球局勢的影響，他坦言生物科技也難獨善其身，「欲速則不達，我們不用做到最尖端的藥，自強不息就可以，美國製藥物昂貴，很難普及，進不了內地市場，蝕底是他們。」

中港穿針引線 曾被誤當間諜

盧毓琳自小具生意頭腦，年紀輕輕已懂得利用興趣賺錢，「以前住公屋，騎樓夠大，我開始養金魚，後來大魚生小魚，我就把魚毛賣給街檔，賺點零用錢。」大一點更萌生服務社區的念頭，「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北角到處是街童，記得有年中學暑假，我向教會建議借出循道小學（北角循道學校）校舍，為那些童街補習，我做『校長』。」

在加拿大，盧毓琳一樣能尋找到商機，如經常與同學到高爾夫球場活捉蚯蚓變賣（魚餌），由開始時一無所獲，到後來掌握了技巧一日捉到一桶，可賺到6元加幣。

八十年代，他隻身回流，身份是美國伯樂公司（Bio-Rad）在亞太地區銷售總經理。原來回流初心早已植根，他當年離開醫院，簽約伯樂公司時已表明一旦公司拓展亞洲市場，自己要先得到機會，「面試時大老闆被我的熱情打動，同日已答應把亞洲業務交給我，1986年7月12日正式回來」。千禧年離開公司時，個人業績已佔公司生意額25%之多，扶助伯樂由8000萬美元飆升至20億美元。

助科技大學 推產學研合作

人稱盧Sir的盧毓琳年逾七十，賺錢已非首務，除了繼續推動香港創科發展外，今年1月1日正式擔任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顧問，為校長葉玉如出謀獻計。「我曾邀請到30間各地上市公司老闆同一時間到訪學校，盼望將來他們以科大成為『載體』，踏出在港落戶的第一步。」

九十年代初，盧毓琳代表美國伯樂公司北上開拓市場，沒有想到內地市場早被幾家大牌跨國公司佔據。「我想到不如bottom-up（自下而上），坐下來與內地科學家交朋友，了解他們的需要，及時提供技術服務，發展其他大公司鞭長莫及的小空間。」當時全國最頂尖的年輕院士，都是他的朋友。

盧毓琳在內地生物科技發展還處於萌芽階段時，已為中港業界合作穿針引線，但一度引起港英政府的懷疑，被視為間諜，「話說九七回歸前，我曾為科學院和中科院的科學家提供駐港辦公室，還讓他們來我的辦公室打長途電話回內地，由於他們出出入入，導致我被以為是地下組織成員，曾遭英國安全部問話，哈哈！」

受到這單無中生有的「黑歷史」連累，多年來這位業界權威也無緣得到「荷蘭水蓋」，直至2020年才獲頒銅紫荊星章，「政府當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所以勳章一直無我份，最終我是用食物及衞生諮詢委員會主席身份，以推動滅蚊滅鼠、綠色殯葬之名受勳，你話搞唔搞笑？

——節錄自5月號《信報財經月刊》